職務簡介

 

一、前言
雖然自認無甚輝煌的事蹟可陳述，畢竟以清寒的家境，多年的奮鬪，多少有一點值得作為人生記錄的片斷，可給予家人或親朋好友參閱。於是毅然鼓起餘勇，執筆回憶我這一生的學思歷程作為交待。如今適逢母校124 週年校慶之際，欣得張新仁校長之鼓勵，決以過去已付梓的《我的學思歷程》（台北市，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會，2013 年）加以修正成為本文，作為本校年青學子啟迪人生之參考則幸甚。
二、從小學到研究所
我於1932 年，出生於台北州板橋街，小學就讀板橋國小，終戰後升學板橋初中。由於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後獲校方推薦保送到台北師範學校（普通科），畢業後回母校板橋國小服務，教了四年的書。其後由於有所感，乃決意再進修，於1956 年考進師範大學史地學系。
師大史地系是我的第一志願，蓋其為公費，連報名費都可減免。終戰後始接受中國文化教育，但長期受日本教育，日文的根基仍在。一向對歷史感到興趣，尤其考古與西洋史，其後由於語言以及其他條件，乃放棄研究西洋史而轉向東洋史，專心致志於日本史的鑽研。
三、戰火中的求學過程
板橋公學校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將台灣人造成日本的「皇民」。皇民化運動中，台灣的本土文化遭受歧視，有如當前馬英九全力推動的中國化，去台灣化，其目的乃在毀滅台灣文化，足見這兩個外來政權的文化政策都是大力推動日本化或中國化，而全面性剷除台灣化。
戰後國民黨政權亦師法日本壓抑台灣本土語言，蔑視和矮化本土文化，無所不用其極的獨尊中國話，貶低台灣各種母語。
殖民政府教育政策一向著重醫學師範與工農工商業等，因此日籍老師就把我們幾個成績較好的同學推介到桃園農業學校。適巧美軍空襲日益頻繁，學生的安全在在堪虞之下唯有退學一途。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親口廣播），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願意無條件投降。我們年紀小，不知其時代的意義，更無法預測台灣將來何去何從。
四、戰後的求學生涯
（一）板橋初級中學
這個學校是日治時期的小學校改裝而成，可說是因陋就簡，超迷你的初中。教室只有三間，剛好收三班。當時台灣人當中學以上校長的簡直是寥若晨星，連小學校長亦是鳳毛麟角，與日治時期的情形相差無幾。當時的校長梅志潔也是倚靠時任台北縣長的姻親陸桂祥、梅達夫等人的關係而任校長職。很多國文、史地、公民等科的老師都沒有畢業證書，當時中等以上學校的畢業證書大都是偽造得來。
（二）台北師範
初中畢業，得教務主任李國源老師的開導，以我的經濟狀況來看，可以免費升學只有兩條路，一是軍事學校，一是師範學校，我當然不可能投考軍校，而台北師範又可以保送，北師遂成為我升學的首選。
北師雖是保送，但要經過校長（唐守謙）親自主持的口試。校長問我平常喜歡看甚麼樣的書，有甚麼心得。我舉出西儒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盧騷懺悔錄」“Confessions” 與大仲馬（Da Duma）的「基督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中「偷一條鐵路進國會，偷一塊麵包進監獄」的說法感受最深。唐校長可能因時間關係對此並未有所評論。
北師的傳統一向著重基礎教育，而以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為圭臬。
普魯士的名將毛奇將軍（Marshal Halmuth von Moltke ）極力將普法戰爭的勝利歸功於小學老師，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亦以幕府末年日益發達的「塾」（寺子屋terakoya）居功甚偉，足見師範教育受到重視之一般。雖自北師畢業後時光已驟逝半個世紀以上，但師範教育之理念與「愛的教育」，這一崇高的人類關懷，相信其一直深植於吾人心坎裏。
（三）師範大學
踏入師大之門，訓練第一天，代理系主任陶振譽老師，一席研究歷史亟須研修日文的話，深受感動，我此後的學術研究，大半與日本，日文脫離不了關係。我之能進近代史研究所實亦拜日文之賜，而研究領域亦以日本歷史文化為主。
在學中編譯過一篇論文「江東六十四屯之研究」，獲得郭師推薦，得到「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The China 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頒發的150 元美金的獎學金，喜出望外。
（四）東京大學
初到東京，政治氣氛完全不同，東大校園充分吸取自由的空氣，不僅學生餐廳，各角落均充斥反政府的標語，且公然宣傳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反政府的示威遊行更是司空見慣。
1968 年，日本的學生運動臻於高峯（全共鬪運動），可與法國的五月革命、美國的反越戰相輝映。東大的安田講堂被學生占據而封鎖，連圖書館也被關閉。學生全面罷課，學生與警察對峙。東大幾乎關閉，我們只好採取流動方式到東洋文化研究所等處上課。
在日本研修前後八年，得碩士、博士學位。迄仍感念郭師的全力栽培。回國後仍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一度借調師範大學歷史系所（先後五年半），負責所務並從事史學研究教學工作。
四、研究與教學
（一）近代史研究所
歷史是求真求實的學問，資料的排比，多方的比對極為重要，而史觀亦有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有時一套理論或史觀，亦須重新改寫。因此所謂documentary history，讓史料自己去說話，或讓閱讀的人來判斷，此說似亦有其道理．但難免太枯燥乏味。
德國史料學派大師藍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張以理性分析研究歷史的方法，強調資料的重要性，資料本身會說話，它可以解釋一切歷史事實。因此讓史料完整的呈現，乃是史學家的職責。
繼承郭廷以師的衣鉢，並不贊同唯物史觀，但分析解釋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且建構歷史觀點也是必要的。
（二）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
1985 年4 月，師大歷史系所舉辦了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邀請美日韓等國的學者共同討論歷史教育問題。正當籌備工作即將就緒之際，原已允諾補助經費的教育部，卻臨時變卦，主要理由是邀請的三位自由派學者，不合其意。
我們的主要目的乃在依循同心圓的理論，由近而遠，著重台灣史的分量。而其終極目標乃在提倡台灣的主體性。當時也有教育界先進，提出廢除三民主義列入大學聯考中一科目的建議。
（三）榮獲旭日中授章
2013 年12 月18 日，日本交流協會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舉辦平成25（2013）年秋季外國人敘勳典禮，由交流協會代表樽井澄夫頒贈旭日中授章和證書給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福慶與林明德兩位教授。至於頒贈給林明德教授之理由如下：「閣下迄今擔任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員、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任歷史研究所長等職，長年來不僅強化日台間學術交流活動，並於人材培育上貢獻良多。此次獲頒旭日中授章，高度表揚閣下對於日本無可比擬之貢獻。」
五、結語
以一個鄉下貧窮子弟苦讀有成，不僅完成國內大學課程，甚至取得外國一流名校碩士，博士學位。其後在師範大學任歷史系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並且參加日本，韓國以及美國等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從事教育事業，如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確可得一樂。這不僅是孟子發人深省之語，更是我們長期以來的經驗之談。師範教育之可貴在此。
至於究應如何始能因勤勉努力而達成事業卓越有成的目標，端賴個人的秉賦及其興趣而定。如能愈早發現自己的才能，及其興趣所在，則必能集中注意到一些特定的事物瞭解的程度，而其關注的範疇當可擴大而精深。
最後謹以以下八字訣作為本文之結束。並與諸君共勉之。
「想想自己，想想別人」